后者果然不再坚持，竹筒倒豆子般全给撂了出来，大概也是因为这两年一直憋在心里，到了今日也不想再继续背负下去。</p>
“洪武十年，我上任浙江右参议，司职督管浙江粮道，当时浙江粮长是严震直的父亲严粲，那时候每年征来的粮在往京城运输的时候会有糜耗，多时七八千石，少时也有三四千石，这是必不可少的路耗。</p>
那时候我与严粲一道押粮入京，户部浙江清吏司在进行度支的时候，会对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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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对账都会因为路耗的存在而对不严。</p>
于是户部就要求我们回浙江再发一批粮食来补数，这个差额就要算到严粲的头上，谁让他是浙江粮长呢。</p>
当时浙江清吏司度支郎耿元亨找到了我，说如此输粮糜耗甚大，而且需要往来奔波对数实在麻烦，不如直接开一道粮赋公文放在金陵，这样每年多少粮食到户部咱们就在粮赋公文上填多少的数，这样大家都省心。</p>
这种做法虽然是省了心，可到底与国法不合。</p>
当时我便觉不可能，因为开具粮赋公文，需要布政使的大印加盖，连实数都没有，这公文又怎么可能开的出来。</p>
还是耿元亨，他说他有办法。</p>
后来，他果真就拿了厚厚一叠只加盖布政使司大印的空白公文放到了我面前，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当时的浙江布政使安然已经和耿元亨或者说耿元亨背后的郭桓勾结在了一起。</p>
有了这些加了印的公文，很多事便好做的多。</p>
洪武九年，浙江的粮赋是两百七十三万石，洪武十年，两百六十二万石，而在洪武十一年，我第一次在这个空空如也仅有一方大印的公文上，填下了两百四十三万石的数字！”</p>
说到这里，翁俊博低下了头：“整整近三十万石粮食就这么被我们从中贪墨了下来，事后，那耿元亨给了我三千两白银和总价一万两的宝钞作为回报。”</p>
陈云甫记到这里屏住了呼吸，连手都在颤抖。</p>
足足三十万石的粮食啊，就这么被用笔随意的勾勒两下，就没了？</p>
就进了私人的口袋里？</p>
这也太儿戏、太荒谬、太无法无天了！</p>
“户部不查，难道陛下也不查吗？”</p>
三十万石啊，这可不是少数，国库一下少了那么多粮食，难道朱元璋都不问的吗。</p>
“陛下当然过问了。”翁俊博说道：“不过那个时候，胡惟庸还在擅权，他不希望地方上闹出太大的动静，就替我们遮了过去，只说是浙江发了水灾，减产严重。</p>
后来我们就没再这么大胆过，每年也就五万、三万石的贪墨着。</p>
再及后，浙江地方的府县也有样学样，都是带着空白的只有一方大印的公文来交数，我也就默许了下来。</p>
用耿元亨的话说，咱们吃肉，总得给地方一口汤喝，这样才不会有人把锅给掀了，大家都有饭吃，嘴也就堵的上。</p>
这些年，仅浙江一省贪墨的粮赋就将近六十万石了。”</p>
“安然该死！”陈云甫写下六十万石这个数字的时候，咬牙切齿是真个恨到了骨子里。</p>
六十万石啊，可以活多少老百姓的命！</p>
那邵质也是倒抽一口子凉气，而后痛心疾首的说道。</p>
“老夫实未曾想过，那安然竟是如此一个人。”</p>
见陈云甫看向自己，邵质解释道。</p>
“洪武十二年，当时的都察院还叫御史台，安然从浙江调任御史台任右都御史，当时韩国公李善长兼任左都御史。</p>
后来安然在任上致仕还乡。”</p>
致仕还乡？</p>
这算什么，平稳着陆吗。</p>
陈云甫还在咬牙切齿，又听邵质惊呼道：“怪不得。”</p>
“什么怪不得？”</p>
这一惊一乍的，属实有些吓人。</p>
邵质继续说道：“贤侄，怪不得那杨汝贤会涉案，当年杨汝贤就是因为安然的举荐才一步步走到刑部右侍郎的位置上，洪武十四年，杨汝贤出任左侍郎。”</p>
大明朝政治人物的关系线已是越理越清楚。</p>
这是腐败窝案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