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桂林日报》刊发了两条新闻消息：一是在象鼻山上发现一具女青年尸体，死者身份不详，死因不明，疑为学生或外地游客；二是一起入室奸案，已破，大体案情如下：
有天夜里十点多钟，罪犯一个人酒后漫无目的地逛荡，来到一民居区，看见某大楼的二、三楼上，还有几个窗口亮着灯，就上楼乱敲一通各房门。听到大力的敲门声及谩骂声后,整座大楼的灯一下子都灭了。罪犯见没有人理会他，火了，下楼到街上买了一把刀再返回。罪犯听到一个门口传出说话声，便边敲打门边吼：“你们还不开门的话，我就把门砸坏，到时我杀了你全家……”最终，门开了。那是个小俩口之家。罪犯命令女人绑上自己的丈夫，然后再奸女主人。罪犯在整个作案过程中，都没有绑那个女人，也都没有动手打过人，更不用说杀人了，只是在最后离去时，丢下一句“我改天还会来。”
为此事，罗成炳的班还召开了一次专题班会。政治辅导员梁老师传达“校意”，训诫学生，尤其是女生，在晚上尽量不要外出，倘若确需外出，最好找人与伴。老师达意时的郑重，派生出几份的关心，赢得了学生们普遍的赞许。然而，罗成炳却表示厌烦，认为老头子在无端地浪费学生的时间。他视“校意”为脱裤放屁——多此一举。
会后，学生们议论纷纷，大多数是谴责罪犯没有人性；有人说当丈夫的太窝囊，更多人表示对受害者的理解。周芳问于忠红的看法，于忠红就由坐变站，努力摇晃着他那拔浪鼓似的双手，大声演说。他过度夸张的演讲姿势，吸引魏博历、王小华、耿捷等十多人，围过来。罗、亦、赵与他坐在一起，也被围在中间。于忠红演讲的核心问题是男人的“差劲”所致。他说若换成他于忠红，他无论如何不会自己开门，若门真被破了，也会与歹徒拼个鱼死网破，保护老婆。有人反问于忠红不怕死吗？如果你敌不过歹徒，怎么办？还有，你不开门，歹徒就一直打门谩骂，或破门而入或吵闹你一夜，你又怎么办？于忠红说，换成他，早在歹徒敲门时报警了……于忠红的话，大家似乎早已熟悉。最后，有个女声说，看不出你个子小胆子大，想必你以后的太太一定很有安全感。于忠红关闭音源后，大家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默不作声的罗成炳身上。他们认为罗成炳是个怪人，与“广东”这一概念一样，给人一种神秘感，教人妒忌又教人想接近，以便了解。同学们七嘴八舌问罗成炳在广东是否有这样的事发生，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说，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文化名城的桂林，决不会发生在流氓地的雷州半岛。同学们请教其因，他说，桂林人完完全全秉承了我们民族五千年的祖训，能忍辱负重，一阵敲骂声，便露出弱儒之风——被迫开门；一把小刀，更现底蕴；雷州半岛不同，现在遍地皆流氓地痞，人人争强好胜，你非把他逼到绝地，是不会受辱、就范的。他说，在他家乡曾有黑帮利用娇车作案，持枪到校门口绑票女学生或劫持发廊妹、街头枪声、杀人越货，不足为奇，但，未曾听说有这样的事发生。最后他说，倘若是战争时代，这对受害者是块“汉奸”好料，不用利诱只需威逼一下即可。说完他气愤愤地离去。有人在后面喊：“把人家受害者说得这么一无是处，其实他们也没有方法。”罗成炳听到后；不相信这话是出于自己同学之口，折回来说：“什么是没有方法？我知道他们没有报警，可能是不知道公安局的电话号码，其实社会上没有几个人知道公安局的电话，也别指望邻人会帮他们，这我可理解。但是，不开门可以吧，开了门为什么不反抗呢？”是的，当时全国公安系统都还未曾向社会公开报警电话，更别说“110”系统了。有女生问：“丈夫被绑上了，妻子一个女流，如何反抗？”罗成炳有点恼火了，说：“你在绑老公时，不会留有余地吗？二个人对付不了一个赤条条又手已离刀的人？我看这个女人是在有意绑紧丈夫，好让自己与罪犯……”罗成炳尚未说完，男学生大笑起来，女同学嘘声一片，亦彤彤骂他说得那么难听。罗成炳无法想象当丈夫的怎么看着自己的妻子与他人在翻腾。他真服了这个男人的忍术，为民族感到悲哀，在心里恨恨地骂上一句“真他妈的窝囊废”。他当时还不知道我们民族五千年来的奴性教化的枝枝末末，否则他会有更大的牢骚发泄在同学身上。他当时为民族感到悲哀，只是一种蒙胧的感性的意识。
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奴性教化的历史。这种教化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和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上。
在家中，爷爷对孙子说，侬呀，别与他人打架，人家骂你，你就当成没听到，随他骂去；别人打你，你就走，别理他；别人的事你不要管……父亲训女儿“一个女孩子家，凛凛烈烈大笑大闹，成何体流？一个女儿家跟人家争什么争，不害臊”……这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教育方式不同。某些国家，父母一见孩子受人欺侮，就要孩子讨回公道，甚至要孩子与对方进行决斗，以免有辱家族名望。
政治上，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不管是哪一个统治集团，都是高举先圣们的思想，采纳他们的建议，实施愚民政策，进行奴性教化。先圣老爷们：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一大批子虚乌有的东西，在这方面的看法几乎一致。在《管子·牧民》中说，老聃认为犯罪是由于法令完善经济发展物资丰富引起的，他主张“常使民无知无欲”；孔子呼应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现代学者译成“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吗？”罗成炳认为这是自嘲。他更愿意把这里的“知”与“愠”看成连动式谓语，主语都是同一个“人”。他认为孔夫子是在呼应李耳“常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是在“说教”（孔夫子改不了说教的本色）并非自吹自擂，所以译为“一个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无欲无求的人是不会有什么怨恨、烦恼的，这不也是君子吗？”孔子又说“天下唯小人和女子难养”……于是乎，统治者便堂而皇之地出台了“皇权、族权、夫权”的三权政策。皇权指的是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皇帝对所有臣子、子民都拥有杀生权，支配权，即所谓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族权，指族中长老或族长，对家族有绝对话语权。夫权，指丈夫对妻妾有绝对的支配权；丈夫乃一家之主，一切说了算。这三权是一种由上到下，层层奴役的权力体系，它要求人们对权力的愚忠，永当权力的奴隶。三权下最低层最悲惨的是我们女同胞了。女子不准上学，女子不准参加人才选拔的考试，女子不准参政议政（除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武则天外）；除这不算外，还派生、制定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枷锁，去愚弄、制约和催残女性。如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什么“三从四德”，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看看当权者的把戏吧：三从，是指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也就是说女人一生象一件物品，未嫁前在家里，父亲是她的主人，一切父亲说了算，出嫁后，权力移交，一切丈夫说了算，丈夫死后，儿子接棒，作为母亲了，也没有一点自主权。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指性器具的使用方面，要求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那怕指腹为婚的丈夫死于母腹中，也一生不能再嫁。妇言，指女人说话用语。妇容指女人的外表装束了，它要求女人按世俗的要求包裹躯体，如不能坦胸露背啦，要裹脚啦等等。妇功，指女人的针线活，它要求女人整天关在家中，缝缝补补衣服啦或纳制鞋子啦。为了切切底底把女人变成权力的牺牲品，成为男人的性奴，让女人也甘当男人的淫乐和生育器具，他们便给女人灌输邪教式的信仰——女子无才便是德；同时还为一些不幸的牺牲品立贞烈坊，鼓励其他女人仿效。
中国封建社会已结束了，性别的奴役和歧视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愚民政策及奴性教化还在继续。不论是早期的国民党政府也好，还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好，都希望民众安于听命，都不喜欢别人批评自己，都要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加以隐藏或有意歪曲。如罗成炳他们当时中学的历史课本中，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八路军的三个师师长的姓名，只说了一二O师师长贺龙、一一九师师长陈毅，隐去一一五师师长“林某”的姓名；还有，教科书中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失败后自杀。后来，罗成炳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当年参与编写教材的学者说出真相：李自成失败后当了和尚，苟且偷生，了却残生。那位学者回忆说，编写教材时，关于李自成最后的去向，有几个版本的说法，史实还未清楚，他们编写小组就请示周恩来总理如何定论，周恩来说李自成是个农民领袖，就算当了和尚也不能实话直说，以免有损农民阶级——也是执政党阶级基础的伟大形象，建议学者把李自成说成起义失败后，轰轰烈烈地了结一生。罗成炳知道后，破口大骂他一向看重的堪称该党形象大使的周恩来，说你周恩来无权篡改历史，骂其是在愚弄学生；骂中国正面的传统的教育是对后人的毒害。还有，他罗成炳最厌恶的是教科书、电视台、电台、和其他所有新闻报刊上，随时随处都是以“我们的党”来代替“中国共产党”这一概念的说法。他每每破口大骂，谁与你是“我们？”你是什么党就说你是什么党好子，说什么“我们的党”。他认为这一偷换概念的说法，是对每一个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党派人士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奸民意和愚弄国人的作法。他为所有非该党人感到悲哀和气愤，为国人感到屈辱。这时，他想起了前天的事,更认为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