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秦朝之后的诸子篇籍，尽管数量很多，但总结他们的主题内容，都是一再阐述道德礼仪，甚至都离不开国家民众的治理话题。若对他们进行归类，均可以隶属《五经》的枝蔓罢了。所以，其中内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经书法度，而杂乱无章者必定离经叛道。例如现在《礼记》中的《月令》一篇，明显取法《吕氏春秋》的“纪”；而《礼记》中《三年问》一篇，意旨荀子《礼论》。这一些都是合乎经书法度者。再如《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汤之问棘”已存在“鲲鹏展翅九万里”，而《列子•汤问》里“汤之问革”则见“蚊睫有雷霆之声”；在《庄子•杂篇•阳则》中出现了“蜗牛两角争斗死尸万计”的无限夸张，而《列子•汤问》里便有“愚公移山”“龙伯跨海”的极度奇谈；另外，还有《淮南子•天文训》中，更有共工与颛顼争斗，共工头创不周山，使天倾地陷的诡异说法。这一些都属于离经叛道的杂乱无章了。所以说，人们为什么有的把诸子百家视为荒诞不经之说，确实有原因和理由吧。
毋庸讳言，在商代阐明“易理”的《归藏经》中，也讲述了许多神奇古怪的故事，像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经书尚且如此，按说不应该求全责备于诸子。但是，像《商君书•勒令》中的“六虱”说以及《韩非子》的《五蠹》，显然都是公开唾弃孝悌仁义的道德价值了。所以说，仰观商君车裂而死，俯察韩非吞药而亡，也不是没有一定原因的啊。再者，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曾有母”等，他自以为智巧善辩，其实质上并不合乎常理。所以，公子牟说他目光局限，更不是随便妄议吧。
另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成帝时，东平王曾经向朝廷借阅“诸子”和《史记》，却遭到了拒绝。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于《史记》中确实存在太多的兵法权谋，而“诸子”里则夹杂更多诡辩狡诈之术。所以说，博学多闻的人们，当研究诸子百家时，应该抓住其主旨纲要，不单是欣赏里面优美典雅的花朵果实，还要自觉摒弃中间奸邪恶嗅的色彩气味。唯有具备这样一种区别对待的严谨、清醒和自觉，才能成就圣贤学者的达观、格物和致知。
在诸子百家之中，像《孟子》《荀子》的言论，贵在义理中正而文辞典雅；《管子》《晏子》的篇籍，精在事实明确而语言简练；《列子》文书，志气轩昂而寓言奇妙；《邹子》谈天，心鹜八极而言辞凿凿；《墨子》《随巢子》，语义坦荡而言辞质朴；《尸子》《尉缭子》，义理通达而论说略拙；《鹖冠子》道元气而述天文，环环相扣且意味深长；《鬼谷子》德变化而数阴阳，细致入微且灵活机智；《文子》（文子姓辛氏号计然生卒年不详道家祖师与孔子同时）博采论道，叙述简洁而阐明紧要；《尹文子》辩刑名，尤为精妙；《慎子》析法理，名噪稷下；《韩非子》思虑缜密，例举生动而深刻；《吕览》远见卓识，体系庞大而周全；《淮南子》兼容并蓄，辞藻繁华而文采绚烂。这一些既是他们思想精华之所在，也是他们语言风格的大概吧。至于其他者，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有的叙述经典思想，有的阐明政治权术；有的虽然标题为“论”，但内容还是隶属诸子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诸子”篇籍，所涉猎的通常是比较广泛的事物义理，而“论”的焦点，一般只是针对某一事物或者诸多事务中某一方面的论证说明。所以说，凡上面波及到诸多方面的个性化观点论说，还是归入“诸子”较为合适。
追根溯源，春秋晚期在六国前后，因为距离圣贤大德较近，所以频繁出现的诸子名家，他们各自尚且可以特立独行，因而不仅能够高谈阔论，并且能够自立门户。然而，两汉以后，所谓“诸子”的品格气势都趋于微弱衰退，尽管儒道日渐分明而百家纲举目张，但是后继者惯常攀附依仗而已，再难独树一帜了。这就是远近文化风气的显著变化，又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啊！伴随世道变迁和命运多舛，诸子著书立说的宏大志向，难道只能取法古道心肠，千载之后真的不可能再出现了吗？大千世界，人间万象，譬如金子和玉石，即便已经粉身碎骨，但其名气声望不应该随之消亡啊。
总而言之：大丈夫出身立世，恃才怀宝，特立独行。思辨万物，雕饰文章；俯仰天地，心鹜宇宙。如若品德立言，恪守悟道授业；任由门户林立，敢言盗亦有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