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子（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7年），名施，华夏族，战国中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是名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惠子是合纵抗秦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他主张魏国、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齐、魏互尊为王。作为合纵的组织人，他在当时各个国家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惠施，宋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10年间。他跟庄子同时，并为好友。《庄子秋水》载：庄子和惠子在濠水（今安徽凤阳县境）的桥上游玩。庄子说：鱼出游从容，鱼好快乐呀！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回答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事。庄子回答说：“请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你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这两个好朋友是在诡辩，但相对地说，庄子拿人与鱼相喻是错的，而庄、惠两人相比喻是“同类”，惠子是对的。《庄子徐无鬼》载，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向跟从他的人说：“自夫子（指惠施）之死也，吾无以为质（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这可说明两人的交情。
惠施曾相魏惠王，在魏国有二十年左右。惠施初到魏国的时间，约在齐魏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以后的几年间。《战国策魏二》载，“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见惠施而告诉他说，齐国的怨仇，我至死也忘不了，常想起全国之兵而攻齐。惠施说，大王欲报齐仇，用兵“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并使人离间齐楚的关系。果然，“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应之，大败齐于徐州”。魏惠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用惠施的策略，和齐威王在徐州相会，尊齐为王，即所谓“会徐州相王”。《吕氏春秋爱类》载有匡章问惠施的话，说：“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为什么言行不一？惠施回答说：“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为什么不能这样作？魏惠王后元二年（公元前333年），楚围齐于徐州。
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至魏，跟惠施在合纵连衡的意见上发生分歧。“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魏国群臣多劝魏王采用张仪的主张。张仪代替惠施为魏相后，迫使惠施离魏而去楚，旋转至宋国。惠施在宋国不久，又回到魏国。这时张仪已经回到秦国。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公元前319年）的冬天，魏惠王死，将葬，天大雨雪。群臣劝说太子推迟葬期。太子不肯听从，就是魏相公孙衍也没法谏阻。还是惠施说动太子改变了葬日。第二年，即魏襄王元年（前318年），魏、韩、赵、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胜而回。魏欲和，惠施为魏出使楚国。他在出使期间，楚国有个名叫黄缭的辩士，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的原因，惠施不加推辞而回应，不加思虑而对答。
魏襄王五年（前314年），齐派匡章领兵伐燕，五旬攻下燕国。《战国策赵三》说，“齐破燕，赵欲存之”。魏派惠施到赵国，“请伐齐而存燕”。此后便不见关于惠施的记载。
惠施是活跃的政治人物。他是张仪的最大政敌，也是所谓“合纵政策”的组织者。他在魏国的政治地位高于佩五国相印的公孙衍，外出时的随从曾有“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惠施又是自成宗派的思想家。庄子曾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惠施自己也说：“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荀子成相》称“慎（到）、墨、季（真）、惠百家之说”。但今存有关惠施的史料不多。《汉书艺文志》名家中有《惠子》一篇，早已散佚。史书没有为他立传。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惠施的事迹和学说，只有保存在《庄子》及散见于各书的言行片断，且不一定都确实可信。
“合同异”说《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能“为万物说”。这是说他的知识渊博，书也很多。《庄子天下》保存了惠施的“历物十事”，即分析物理的十个命题，它们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荀子不苟》作：“山渊平，天地比”）。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命题都是结论性的论题，其所以达到这些结论的推理过程，已不得而知，很难做出确切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只举例说明惠施的“合同异”说。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从一般事物的形状大小所作的概括：以“无外”说明“至大”，叫“大一”；以“无内”说明“至小”，叫“小一”。他把“至大”和“至小”都抽象地名之曰“一”，也是说明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事物的大和小都是相对的。他还把“大一”的观念放在第一位，说成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至大无外”，类似庄子所说的“道”。“小一”的概念，是惠施的独创，犹如“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超越时间、空间的极小。“大一”、“小一”相对的二元说，大概是为了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
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意思是说，万物皆由各种定量的‘小一’集合而成，从而生出‘同’和‘异’，这是表面上的‘小同’‘小异’。如从本质来说，万物既同为‘小一’构成，又为‘大一’的显现，会使‘万物毕同’，而万物皆由不同量的‘小一’积成，又使‘万物毕异’。这样的‘同’和‘异’，是‘大同’、‘大异’。就是说，事物的性质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同的一面，事物的同异是相对的，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个观点包含有辩证的意味。只是他依据同异的相对性，却得出了万物完全相同，即“毕同”的结论，把相同性质的和不同性质的事物，都可以抽象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合同异”，这就陷入相对主义的唯心思想。这种虽看到事物间的差异和区别（小异），却以“合同异”的同一（大同），否定差别客观存在的思想，跟惠施“合纵”的政治主张，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关联。有的学者认为，它反映着已趋没落的六国统治者不顾各国间的重重矛盾，只想调和、折衷地实行“合纵”，以图御强苟存的思想。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称“子”的学术名家，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子”在古代是尊称，相当于现在的“先生”。作为当时学术争鸣一派的名家学派，其开山人物惠施，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因其重要学术和思想地位，则被尊称为惠子，成为当时宋国相当煊赫的名人之一。在学者张敏杰编著的《一百位中国古代思想家》一书中，惠施名列其中。
作为商丘古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惠施生活在逢泽泽畔，活跃于“百家争鸣”的学术界和纵横捭阖的政治舞台上，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其事迹和思想为这方沃土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可惜的是，史书没有给他立传。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根据古籍中有关惠施生平事迹的零碎和片断记载，纷纷为之立传。如著名学者胡适于191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有《惠施传略》，郝立权于1926年7月在《厦大月刊》上发表《惠施传》，钱穆于1931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惠施公孙龙》专著等，都为深入研究惠施的思想及与宋国的情缘奠定了坚实基础。
惠施故里在宋国交好庄子乃同乡
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名人因思想光辉流芳后世，但其乡里却因年代的久远而模糊不清或有争议，惠施即是其中一位。《史记》没有为惠施立传，甚至全书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汉书》中虽略有反映亦只出现过两次短短的13个字。这就造成了后世对其籍贯的一些异说。对于惠施的乡里，最早其实是没有异议的，学者都认为他是宋人。只是到了近代，才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如清代学者马国瀚在《玉函山房辑佚书·惠子》中认为他是魏人，近现代学者嵇文甫《名家起于三晋说》、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从之。那么，惠施到底是宋国人，还是魏国人呢？
惠施是宋国人，在汉唐时期已有论注，今人多从之。东汉的高诱注《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曰：“惠施，宋人也，仕魏为惠王相也。”他又注《淮南子·修务训》曰：“惠施，仕于梁，为惠王相。”魏国都原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村），于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迁往大梁（今开封市）。故又称迁都后的魏国为梁国，称魏惠王为梁惠王。唐代的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疏曰，惠施“姓惠，名施，宋人也，为梁国相”；他的《庄子·秋水》疏亦曰：“姓惠名施，宋人，为梁惠王之相。”他们两人的注疏是有依据的，那就是《庄子》中庄惠之交的记载。
今天我们研读《庄子》一书，从书中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出惠施和庄子既是好友又是同乡。惠子曾在回家途中遇到庄子，《淮南子·齐俗》载：“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许慎注：“孟诸，宋泽。”另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蒙人也，名周。”《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蒙”是地名，约在今商丘市梁园区一带，战国中期属宋国，为庄周之本邑。《庄子·徐无鬼》载：“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这表明惠子落叶归根，其墓就在“蒙”地或附近，当属宋国。《庄子·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说明二人相居不会太远。且《战国策》载：“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另有楚王因冯郝之谏而“奉惠子纳之宋”的记载。由此，惠施当为宋人无疑。那些因惠施长期在魏国活动而认定他为魏人的说法则不足信。
一生活动多魏地巨匠身世或解密
惠施活动的时期是在战国中期，他出生在宋国，大部分时间在魏国活动，晚年则返回宋国居住。其生卒年月，因史书无明确记载，学术界有多种说法，都是分别依据其生平事迹和交游来大致推定的。著名学者钱穆在其《惠施公孙龙·惠施年表》中则认为：“他的生卒年限，近人考订为公元前370—前310年。”这一说法为许多学者所接受。惠施在魏国生活主要是魏惠王、魏襄王时代。根据《说苑·杂谈》“梁相死，惠子欲之梁”和《战国策·赵策三》魏襄王命惠施使赵的记载，推断其主要经历当在公元前336年至公元前314年。有学者认为惠施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50年，依此推算他由宋到魏“欲往相之”时约14岁，这不大可能。再以惠施的卒年而论，有学者约定为公元前318年，这也有明显的错误。如果真是那样，那公元前314年惠施使赵及劝田需之事，则无法解释。
惠施作为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位巨匠，他的身世也为世人所关注。惠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出身呢？有人认为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吕氏春秋·不屈》“施布衣也”），有人认为他是出身于农村公社的公事人（《吕氏春秋·不屈》“施而治农夫者也”），也有人认为他是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惠施是一位由“士”上升的官吏。从《说苑·杂谈》中他欲赴梁为相，对船夫的鄙视“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以及《吕氏春秋·不屈》中匡章攻击惠施“无耕而食”，惠施答辩自己就是“治农夫者”中可以知晓：惠施出身于对劳动者极度鄙视、又以“治农夫”为己任的“士”阶层，后来上升到了封建官吏阶层。
名家开山称惠子自成体系非墨道
“名家”之称，起于汉代，最早见于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在先秦著作中，则称“辩者”。《汉书·艺文志》认为名家学派共有“七家，三十六篇”，如《邓析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这些著作，大多早佚。到了《隋书·经籍志》，就只著录《邓析子》《尹文子》两种；《公孙龙子》则略后又复见于唐人王某的《拟公孙龙子论》及《唐书》以下公私书目。这三书今天皆存，学界早已比较一致地认为其中的《邓析子》《尹文子》是伪书，原书已经不存而是由后来魏晋或陈隋间人抄袭他书依托而成。甚或认为据可靠古籍记载的邓析、尹文学说，二人根本不属名家；《汉书·艺文志》所载原书亦只是出于战国末年人编辑不知主名的先秦名家言时所依托。这样，惠施还是名家学派的开山。
《汉书》列惠施于“名家”。“名家”，本是后人所给的称谓，惠施、公孙龙等人并未自称为名家，也不一定结成如儒、墨那样的派系。但是，他们却又是非儒、非墨、非道、非法的思想家，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对于后世所认为的惠施出于墨子学派，是所谓“别墨学派合法的代表人物”；认为惠施出于老子学派，是“杨朱之徒”；也有认为惠施是属于法家的，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惠施思想虽然受墨、道两家的影响比较深，但其自成一派，正如梁启超所言“不仅以辩论名实为治学之手段，而实以为彼宗最终之目的”，因而都不仅仅是“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惠施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可谓独树一帜。
墨子在齐国时，齐还没有稷下学宫，但那时墨学已是显学了。
所谓“显学”，在当时是指起于民间而广为流行的主张和思想，是被时人拥趸的学说。孟子在诸国推行仁政不成功，便转身批判“显学”去了。孟子“辟杨、墨”时，已是墨家后学时代，被称为“别墨”学派。那时，孟子正在稷下做先生，而“别墨”在稷下正当显学之时，代表人物是宋钘和尹文，此二人也是稷下风云人物。但孟子的“辟杨墨”显然不是针对稷下别墨宋、尹之流，很可能是惠施。
“杨”，指杨朱，就是那位“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杨朱，“一毛”是杨朱之学的核心。“墨”，就只能表指墨学了。
孟子为什么要去批判杨朱和墨学呢？表面看来，天下人“不归杨，则归墨”，要么追随杨朱之学，要么拥趸墨学。儒学反而在战国争霸中显得不合时宜，孟子行仁政就总碰壁，而惠施发起了具有国际和平意义的“会徐州相王”运动，却一举成功。所以，孟子要借“杨墨”来灭惠施。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的情形并非像孟子说的那样。事实是，杨朱是个彻底的“为我”主义者，他既不会去著书，也不会去讲学，在当时哪里会有那么大影响？我们翻遍历史也没有找到杨朱有过什么著述或带了多少弟子门人，那么杨朱的影响何来？他和墨子的影响怎能同日而语？可孟子却偏偏要将一个寂寂无名的杨朱与墨子相提并论，这又是为什么？
从孟子好辩和常常以气势压倒对方的性格来看，他提杨朱纯粹是为了凑成一个人性的对子，有对子就会有排比句般的气势。他老师孔子有一句话叫“过犹不及”，从墨翟主张“兼爱”来看，兼爱是无亲疏远近，这是人性善过了头。而杨朱则与墨子完全相反，认为人性就是“为我”，可以说这是人性的“不及”。墨子的“兼爱”“爱”过了，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的能力，人性对博爱能承受多少呢？杨朱的“为我”，又是人性的不及，所谓“过犹不及”，说明墨子“兼爱”与杨朱“为我”是一个毛病，所以两人都是思想上的偏执狂。孟子就这样东拉一个杨朱，西扯一个墨子，把他们放在一起，声东击西，批判起来才过瘾。
孟子说他好辩是不得已，对子式的痛批又来了，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骂得够狠！
杨朱原本就没什么名气，西河学派没见他的身影，稷下学宫也没他的踪迹。可孟子偏说，杨朱之言“盈天下”，如洪水滔天，必须灭了它们。不想孟子一骂，杨朱不但没有被灭，反而出名了，孟子给他戴了一顶“为我”的高帽子，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是为了立一块人欲的靶子进行射击，孟子万万没没想到，靶子被打成了主义——个人主义，杨朱风头无敌。杨朱没有著述，却有了主义；没有弟子，却成了一派宗师。
孟子辟杨墨，带有战国风气，有一种杀气和霸气，不像春秋诸子那样温文尔雅讲礼节。墨学在当时确实是显学，不仅与儒学不分上下，关键墨子还非儒，竟然还批判到祖师爷孔子头上了，墨子借用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说孔子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动乱。当然这个故事并非墨子本人所写，而是后世门人所为。作为孔门再传中的大儒孟子，当然责无旁贷要出来反击了。孟子本想将墨学拉下来，降到杨朱那样的档次，凸显其睥睨之势，结果墨学没被拉下，反而将杨朱抬举起来，又无端制造了一个儒学的劲敌和对立面。
孟子的气势虽然很足，但理上难免有亏，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似乎还将就着能说得过去，说墨子“兼爱”是无父，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儒家《礼运·大同》篇就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泛爱众”与“兼爱”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怎能是墨学“无父”呢？这就是孟子好辩的一个特点，他只管意气风发，不管逻辑。
杨朱没有非儒，却被孟子拉来陪绑，被斥为禽兽，就因为孟子说他主张“为我”。注意，这个“为我”是孟子说的，强加给杨朱的，是被“孟子化”了的一说。孟子还说，杨朱以天下之利换他一根毫毛他都不换。孟子太聪明，抛出一个这么大的、在当时肯定是政治不正确的伪命题，可能把天下都给震动了一把，因为这个命题很吓人。
为了强调杨朱“为我”的合理性，有人将杨朱的主张上升到个人主义的立场，但却忽略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个人主义的立场，主要是指个人权利形态，个体生命形态还在其次。而我们从“被孟子化”了的杨朱的“为我”主张来看，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关乎个体生命形态的，比如“贵己”、“全生葆真”，是强调个体生命的重要，与个人权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