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用思辨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命题，将“天下之利”与“一毛”的关系再作一番考察。“天下之利”是什么？不就是每个个体的“一毛”之利的集合体吗？它们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为政者如果能从这样的“天下之利”考虑出发，就是德政，就是仁政。
话头回到孟子，孟子雄辩，往往不是以讲道理胜，而常常是以气势胜，就看他在“天下之利”与“一毛”之间，以近乎无限之落差，蓄足了他巨量的势能，其势一泻千里，而沛然无御，所以他只管说得痛快。
可有谁知孟子的论敌“杨、墨”，就是惠施？因为惠施把杨朱与墨学给“合同异”了。
惠施的“合同异”
惠施与孟子相比，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不过，孟子好辩，而惠施则更是善于哲理性思辨的大思想家，同时，惠施还有审时度势、治国理政的操作能力，这是孟子所不具备的。
孟子“辟杨墨”，而惠施则将杨墨两家给“合同异”了。“合同异”的“异”，是不一样的意思，是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强调两家学说的同一性。
惠施是宋国人，与孟子生活于同时代，是庄子的好朋友，是那种辩论起来棋逢对手式的好朋友。当年孟子响应宋君偃的号召，来到宋国行仁政时，惠施刚好在魏国做宰相。
那时，惠施发起了战国史上著名的“会徐州相王”的国际结盟运动，魏惠王邀约齐威王在徐州会盟。齐威王那时候很威武，整个齐国和稷下学宫正逢盛世，不过齐威王此时还应该叫齐侯。魏惠王带着一帮小诸侯国喽啰，在会盟大会上，尊齐侯为“王”，齐威王不好意思独担，也尊魏惠王为王，也就是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孟子去行仁政的那个宋国的宋偃君是第三个称王的。这事儿发生在公元前334年，是战国初期，那时诸侯们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敢称王。因为只有周天子才是名正言顺的天下之王。春秋五霸都称“公”或“侯”，以爵位称呼，哪敢称王？但是，自从这次“会徐州相王”运动以后，诸侯们纷纷称王。
从那时起，惠施就成了孟子的对手。话从九年前说起，即从“会徐州相王”往前推九年，正是齐、魏两国大战之际，著名的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魏国一败涂地，魏国太子申被齐威王俘虏。此时，魏惠王只好任用惠施为宰相，因为惠施主张“偃兵”和“去尊”。“偃兵”就是偃旗息鼓，不要打仗了，要和平。“去尊”就是不要想着做诸侯国的头，不要想着当“王”，诸侯们和平共处。魏国遭受重创，又面临秦、齐两国夹击，当然要“偃兵”了。所以，魏惠王对惠施简直言听计从，甚至还曾一度想禅让王位给他。
盛气凌人的魏惠王怎么一下子这么谦卑起来，还能接受惠施的“去尊”主张呢？因为当年魏国强盛时，曾领十二国诸侯朝见天子，遏制秦国，连尚武的秦国都害怕招架不住魏国。于是商鞅献了一计，尊魏国为王，并劝魏做天下之主，魏惠王就真自称“夏王”了。
战国争霸，敢称王者必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惠施劝魏惠王“去尊”，把自己彻底放下来，要放得“天与地平”。既然魏国已被齐国打败，那就尊齐为王吧。与其倾全国之兵力去和齐国拼命，还不如“偃兵”，所以，才有“会徐州相王”之盟。
齐国大将匡章，也是孟子的学生，就很怀疑惠施，所以就质问他：你不是主张“去尊”吗，为什么还要尊齐侯为王呢？惠施讲了一通大道理之后，说如果尊齐侯为王能免于战争，人民不用战死，何乐而不为呢？这套说辞，当然骗不了匡章，惠施的用意无非是让齐国来扛大旗，让齐威王当出头鸟。所以，当齐魏会徐州相王时，楚国不干了，果然要出兵。可当时，齐楚势均力敌，加上楚国刚灭了东南一隅的越王。所以惠施的“偃兵”才得以成功。
惠施“偃兵”，显然从墨子的“非攻”思想发展而来，但两者又有所不同。
首先，“非攻”在墨子是绝对的原则，而“偃兵”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墨子“非攻”，是以民间立场干预国家主张，以民间实力对抗霸权主义，而惠施的“偃兵”，则是一种国家奉行的国际关系的准则和策略性的外交政策。
其次，“偃兵”是国家行为，当然要谈国家利益；而“非攻”则高举国际正义，要“兼相爱，交相利”，使各国皆“尚同”于“正义”，不拿“正义”来做交易。
还有，“偃兵”的思想基础也与“非攻”不一样，“非攻”是基于绝对化和理想化的“尚同”，而“偃兵”就是基于现实的妥协，这在惠施叫“合同异”。
墨子的“尚同”，是向同一个目标看齐；而惠施的“合同异”，则要将不同的势力和利益合在一起，求同存异，结合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不同的国家利益要“合同异”，不同的思想流派也如此。惠施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合同异”的标本，与孟子不同，他将完全对立的“杨朱与墨子”“合同异”了。正是他，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与“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样两种思想款式、截然相反的人格和学说“合同异”了。
惠施是怎样“合同异”的呢？惠施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如何能“至大”呢？墨子的“兼爱”够大了吧，但惠施认为还不至大，“兼爱”还是人道主义，我们还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才是真正的“至大”，大到自然主义者当然无内外了。这就是惠施的“至大无外”。
如何能“至小无内”呢？这就是杨朱的“为我”了。在人际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每个人都是复杂的身份体系，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能“至小”。只有独立的“我”，因其独特的个体性，就是“至小”。
“我”在天地万物自然循环中，是人道的一个小原子，“至小”不可分，一个人当然不能分两半了，这就是“无内”，“我”却因“至小无内”而觉醒了。非常有趣，惠施用“至大无外”和“至小无内”的两个极端，把两个对立的思想家的理论给“合同异”了。但，惠施的“合同异”是保持各自不同的边界的共同体。
孟子辟杨墨，惠施合杨墨，孟子和惠施的差别在哪里？
孟子，将人体分为大体、小体，将人性分为大性、小性，将人心分为仁、义、礼、智四心。在孟子那里，大，基本是指道德理性，是仁义礼智；小，都是小我人欲。只要谈到人欲，孟子一概否定，且从不反省。
惠施不谈人性、人心，却谈第一人称和个体性的“我”，如杨朱“为我”，用个体性的“为我”，来维护他的“至小无内”。孟子认为这种“小体小性”的格局，是无法天人合一的。孟子的天人合一，是要消灭小我，以成全大我的，大我纯然与天为一。这个天是什么？天是仁义礼智，是天理，这就走到存天理灭人欲的路上了。
惠施“去尊”，使魏惠王内政外交雌伏，不得已而隐忍多时。策士张仪一来到了魏国，魏惠王就解雇了惠施，让惠施走路。人走了，可思想还在，张仪可以为相，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谁能清除其思想？当然是孟子！孟子“辟杨、墨”，主要是在魏国。
魏王请来孟子，奉之如师，为他“辟杨、墨”，对于行仁政，他不过是敷衍孟子而已。孟子也刚好借魏惠王之力“辟杨、墨”，打击惠施。他早就积蓄了这份攻击的能量了，他给“杨、墨”之学定了调：“为我”无君，“兼爱”无父。
当年，孟子去宋国行仁政，是看好了宋王偃这块料，可惜的是，此料却被“杨、墨”之学染了，而染之者，在孟子看来，就是惠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宋王偃除了“贤孟子”外，就是“贤惠子”，而且能“合杨、墨”者，也只有惠施，所以，宋王偃未行仁政，惠子最有嫌疑。因此，孟子来宋国行仁政，首先要过惠施“合同异”这一关。
墨家鉅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率领弟子183人从容赴死。死前，孟胜对弟子说：不死，从今以后，人们求严师必不求墨者，求贤友必不求墨者，求良臣必不求墨者，今日之事，唯以一死明志。此语此举震惊天下，从此天下之人，皆知墨者。梁启超先生称墨家为中国的墨俠武士道。
孟胜死后，墨者中心也转移到宋国，正是在宋国，墨学成为了显学。墨家能为显学，除了墨者侠义和墨学思辨，还有惠施在宋国的“合同异”。正是在惠施“合同异”的旗帜下，墨者融合了各家，将墨学做大。孟子“辟杨、墨”，而惠施能“合杨、墨”，所以，惠施之学大。
其实，处于孟子与惠子中间，宋王偃很为难。惠子还好办，能“合孔、墨”，求同存异，没让宋王偃为难。可孟子不干，借口对“关市之征”不满，说走就走了。
有了惠施的影响力，“杨、墨”之言才能“盈天下”。但读遍《孟子》，我们发现，孟子之于惠施，可谓“不着一字”，然其“辟杨、墨”时，才寥寥数语便“尽得风流”。诸子骂人，很少骂当事者本人，这倒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蔑视。假如他们与你相争，要骂你的话，他们一定会去骂你的祖师爷，而非你本人，如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他们一定会这样告诉你：你别急，你还不值得一提。孟子“辟杨、墨”而不直接骂惠施是如此，荀子骂“惠施、邓析”而不骂公孙龙也是如此。
魏惠王死，定了下葬的日子，可连日来天降大雪，城墙被压坏，太子还要行丧礼。群臣来谏，请改日期，太子不听，说：以劳民丧财为由，不为先王行丧礼，那是不义。群臣听了，不再言语，去告诉公孙衍。
但公孙衍也道，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说，能说服太子的人，看来只有惠施了，你们还是去请惠公吧。于是，派人去请惠施，惠施对来人说，行，我同你去。见了太子，惠施这样说：过去啊，周太王葬于楚山之尾，墓被栾水淹了，文王说，一定是先王在想念我们了，想出来再见一面，让这栾水来通知。于是，将先王从墓里请出来，安放在朝廷上，让百姓们都来见一见，三日以后，重新安葬。现在我们的先王，本来早就定了安葬的日子，可他不愿走，还要留一阵子，帮我们扶社稷，安黔首，雪大天留人，让先王再待些日子吧。太子说：好啊，就改个日期，让先王多待些日子吧。后来，惠施又以“节葬”说服太子，终没以儒家丧礼安葬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