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三十三年，夏末，六月二十八，咸阳御令，李恪外任，出阳周。
大秦有三十多个郡，其下分县逾七百座，其中大县近百，小县六百。
阳周县长秩五百石，勉强高于县丞的四百石，在大秦的官员体系当中，高于吏员，位在中层。如此看来，一个小小县长的任命在秦的政治体系中实在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
但是李恪的县长却不同，他是兼任的阳周县长，爵五大夫，主任则为直道祭酒，同寺丞，秩八百石。
这就好比传统的县长是副厅级，县令是正厅级，而他，则是副部级。
再加上皇帝御令，钜子首任等等条件，只能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李恪做了超拔的县长，超过高奴、雕阴两县县令，成为上郡仅次于郡守的重臣高官。而始皇帝对此还不满足，章台一日发出四封御令，直接将整个上郡的权力结构推倒重建。
原中詹事李泊升任为上郡郡守。三川郡尉，李信之子李超转任上郡，仍任郡尉。原九江郡寿春县狱掾黄冲越级拔升，直任上郡监御使，与二位陇西李氏出身的重臣共同组成全新的郡三官。
再加上主持上郡军务，位同上卿，秩两千石的上郡将军王离，一夕之间，上郡群星闪耀。
陇西李氏，频阳王氏，两个两千石，三个八百石，还有墨家，兵家的两家顶梁……
大秦从未有哪个郡如上郡这般高配，这让人们不禁好奇，李恪挂帅的那个所谓的直道工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工程？
还有咸阳的官场……
在传统的概念当中，大秦的官场铁板一块，法家一统，儒家苟存，其余杂家各尽其职，轻易不会在职责以外表态发言。
可墨家归秦却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决然不同的大秦官场。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这句话原来是真的。
墨家成了标尺，对墨家的态度则成了官员站队的标杆。
这当中，对墨家芥蒂最深的无疑是博士署中的那些儒生。
曾几何时，儒家显贵，领袖百家。可随着秦军统一的脚步，儒家渐渐式微，早已不复往日尊荣。
但他们依旧是显学。
儒家不仅是世之显学，还是儒道法墨之中，仅次于法家的第二显学。始皇帝用儒家妆点门面，儒家又何尝不是派遣精英，用始皇帝来妆点学派的门面？
可是这种默契却被墨家打破了。
他们入秦六载，先后不过在博士署中挣来了二十几个博士的闲职，可墨家才且归秦，便通过一连串的手段，从法家和诸多杂家手中，一次抠来整整四十个正经八百的官职！
在权柄上，墨家已经把儒家远远抛下了，而在势头上，墨家更是远胜！
儒家中生代最有声望的孙叔通与李恪在朝堂大辩，李恪史无前例地在光天化日抛出《非儒》，就连儒家一直坚持的孔子的圣人地位，也被李恪用调笑的手法踩进泥地，重重地踏了好几脚。
据说消息传到齐地，隐居在孔氏老宅的孔从子呕血大哭。
大辩之后，各路儒生齐赴胡陵，意欲掀起新一轮的儒墨之辩。可新任胡陵县令的由养却在县城门口挖了个泥塘，又推下去一辆满载儒学经典的大车，张榜公告。
【本官新任事忙，凡远来儒生，且先起车出塘，再行求见。】
十日之后，胡陵无儒……
儒家至此彻底成了天下的笑柄，人们茶余成仁，饭后取义，就连对博赌咒都用孔圣人的名义血誓。
此等遭遇，儒家如何能不恨李恪入骨？
听闻博士署正在谋求联名上奏，一旦弄清楚直道究竟是个什么道，他们就要用奏海把李恪参到身败名裂。
而相比于儒家，法家的态度就值得玩味多了，在对待墨家的问题上，法家三脉居然全无相同。
韩非法系以李斯为首，因为将一教，一赏，一刑的三一原则奉作信条，原本便把李恪和墨家视作威胁。这与墨家是否归秦无关，只要墨者们霸占着学子籍的特权，对他们而言，便是威胁。
更何况此次墨家归秦，李恪还高举起非法的大旗，用一场败考把韩非法系、秦晋法系推上风口浪尖，又用负荆请罪的伎俩将李斯置于不仁之地。
李斯是必然要寻李恪麻烦的，寿春狱掾直拔入御使体系，打破了韩非法系与秦晋法系此前的默契，看起来便像是两系合力，要寻李恪差池的意味。
可是除此之外，与韩非法系一样被李恪多番挑衅的秦晋法系却再看不出一点动作。
他们对墨家的事不闻不问，冯去疾更是把自己扎进学室舞弊案中头也不抬，就仿佛学派之争在他眼中，还没有法家的自查来得重要……
更奇葩的是齐法学系……
这支以蒙毅为首，燕齐旧人为主干的法家学脉主张法教结合，历来都是法家之中的温和派和中立党，可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意在非法的李恪身边。
齐法家是李恪的盟友，在大秦官场地位超然的兵家也像是李恪的盟友，他们和墨家中间最大的羁勒便是李恪与扶苏之间，坚实深厚的私人感情。
通过这一遭，天下的有识之士像是第一次认识大秦的官场。